半个世纪的追求

——忆农工党员刘宗宽老将军

刘伦武 李金润

　　　　　　　　　　　　　　　　黄埔陆大高才 校长除异批“枪决”
　　刘宗宽出生于陕西省蒲城县一个贫苦家庭。在陕西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大荔师范）读书时，刘宗宽就因品学兼优，常被推为代表，领导爱国学生运动。1924年，从师范学校毕业后，深受“五四”运动影响、渴望救国救民于水火的刘宗宽投笔从戎，在杨虎城将军的部队当了一名书记员。此后不久，杨部选送一批青年军官去报考黄埔军校，经过争取，他被选送并经考试后成为黄埔军校第三期学员。在那里，他经受了深刻的革命洗礼，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有了明确的认识，对共产党人周恩来、恽代英、萧楚女和国民党左派廖仲凯、邓演达等人都十分敬佩。1926年毕业后，刘宗宽回到陕西，被任命为杨虎城将军的侍从副官，随杨进驻西安。此时正值刘镇华奉吴佩孚命令，率10万镇嵩军入陕，刘宗宽参加了坚守西安长达8月之久的艰苦战斗，因表现突出而深得杨的信赖，先后担任副官长、团长、后方留守总指挥等职。1934年，刘宗宽被杨虎城保送到南京陆军大学特别班二期（学员均为将官）深造。1937年8月毕业时，因成绩名列榜首，被同学们称为“武状元”，推举为毕业生代表，接受蒋介石颁发毕业证。毕业后第三天，蒋介石就委任刘宗宽为军委会少将高级参谋，派令担任汤恩伯部联络参谋。由于不满西安事变后蒋的背信弃义，刘宗宽拒绝了任命，返回旧部担任陕西军管区司令部少将参谋长。1939年，任中央军校七分校少将总队长，为抗日培养军事干部。1940年，刘宗宽任陆军暂编第十五师师长。在开赴抗日前线时，被时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的胡宗南中途拦阻，将所部强行改编，进行人事安插，刘宗宽对此有所抵制，遂引起胡的不满。在驻合阳防守黄河河防时，刘宗宽发现有些军官不思抗战，竟然走私贩毒，便将为首的团长扣押，解送西安。谁知该团长是胡宗南的人，胡宗南对刘宗宽本已心存芥蒂，这次更是认为刘宗宽有意和自己作对，遂罗织罪名，反诬刘宗宽“走私贩毒”，将其逮捕，押解重庆，还编造谣言说刘宗宽是杨虎城的外甥。蒋介石知其为杨虎城旧部，并且为杨虎城当过“说客”，又曾经抗拒任命而不为己用，此时不除，更待何时，遂不听刘宗宽等人的辩解，将全案六人判为“一律枪决”。后经刘宗宽的老师、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成员韩兆鹗和陆大同学韩练成等人多方呼吁、营救，并找到冯玉祥将军出面说情，才免于一死，改判13年徒刑。在狱中，刘宗宽接触到了一些被关押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从他们身上看到了光明和希望。严酷的现实也促使他认真思考国共两党孰优孰劣、谁真爱国、真抗战，并下定了一旦出狱将远离国民党，寻找新生活的决心。在重庆度过一年的铁窗生活后，刘宗宽才由郭寄峤、鹿钟麟保外就医。出狱后由韩兆鹗、郭则沉介绍，刘宗宽于1943年12月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农工党前身），投身抗日民主运动的浪潮中。
　　　　　　　　　　　　　　　　伟人一语动心 矢志紧跟共产党
　　1945年初，周恩来在重庆市曾家岩50号宴请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的领导人，刘宗宽和章伯钧、韩兆鹗、郭则沉等应邀参加。当章伯钧向周恩来介绍刘宗宽是杨虎城的老部下时，周恩来紧紧握着刘宗宽的手，亲切地说：“老朋友了，老朋友了，请坐！”亲切而平易近人的周恩来立刻感动了刘宗宽，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45年后，刘宗宽回忆道：“我和周恩来同志是第一次见面，而他却说是老朋友了，其真挚之情，毫无做作，这是他对杨虎城将军和17路军的深情厚谊惠及于我，说明他是一个非常重视友谊的人。这就一下子打动了我的心，不仅感到亲切，而且肃然起敬”。在宴会中，周恩来同志精辟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希望大家走团结和民主的道路，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国。周恩来同志非常坦率地指出：中国共产党过去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犯过关门主义的错误，错误地把国民党和共产党之外的中间派别认为是所谓“最危险的敌人”，拒绝与之合作，把一切愿意革命和可以争取的朋友一概拒之于革命大门之外，孤立了自己，帮助了敌人，这是最惨痛的教训。周恩来同志的通情达理和富于人情味，对别人的尊重，谦虚诚恳的神情和坦荡无私的胸怀，一下子使刘宗宽心悦诚服。“在我的记忆中，从来没有一个政党公开讲自己的缺点错误，都是自我吹嘘，国民党就是最典型的。共产党人敢直言不讳地讲自己的错误，使我心里不由自主的说：伟大！伟大！周恩来同志那崇高而伟大且富有人情味的形象，成为策励我紧跟共产党不断前进的力量源泉”。
　　　　　　　　　　　　　　　　受命潜伏敌营 解放西南立头功
　　抗战胜利后，国共在重庆谈判，签订《双十协定》，但不久蒋介石就撕毁协定，发动内战。希望和平建国的刘宗宽对此感到很愤慨，很想去延安参加革命。这时，重庆行营主任张群委托陆军大学教育长徐培根为其物色一位主管军事的幕僚（参谋处长），徐培根推荐刘宗宽去。希望去解放区的刘宗宽不愿意接受这一职位，并把情况向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在渝的负责人郭则沉作了汇报。郭通过秘密渠道向中共方面通报了此事，随后郭则沉告诉刘宗宽：“蒋介石打内战是肯定的，不会因为你不干就不打了，他们还是要请人做计划、下命令的，你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打入行营内部，替革命做些事情，比去解放区的作用和意义大得多。”并告诉刘宗宽这也是中共省委书记吴玉章的意见。既然是组织的决定，又是中共的意见，刘宗宽便放弃了个人打算，欣然受命了，于1946年6月到重庆行营担任参谋处长，1949年升任副参谋长。
　　1949年春，重庆行营易名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张群任长官，钱大钧任副长官，肖毅肃任参谋长，由于肖毅肃长期不到职，张群指定其职由副参谋长刘宗宽代理。此时正值解放军渡江前夕，形势非常紧张，刘宗宽通过中共方面的联络员把国民党在西南地区的部队情况，包括战斗序列、人员配备、军队素质、训练程度、武器装备、战斗能力以及指挥官特征和军队部署等详细情报提供给解放军“二野”，并且提出了进军的建议，为解放军在大西南克敌制胜创造了条件。
　　1949年8月下旬，蒋介石亲临重庆主持军事会议，听取西南防务现状及对策“会报”，张群指定刘宗宽作“情况判断”汇报，刘宗宽搞出了一个诱蒋上圈套的汇报，断言解放军必学三国时的邓艾，由陕入川，建议把防御重点由川东移向川北，加强对胡宗南部的支持。为了避免蒋介石的猜疑和“川黔湘鄂边区绥靖公署”长官宋希濂的反对，使这一“情况判断”顺利获得通过，他有意“邀请”胡宗南的副参谋长沈策代作汇报。最后，这个报告由沈策提出，经胡宗南的大力呼应，立即得到蒋的首肯与赞成。此外，刘宗宽在部署川东防御时暗施手脚，有意在川湘交界的酉（阳）、秀（山）、黔（江）、彭（水）地区留下一条八十华里的大口子，名义上在这里设有一个“川黔边区绥靖指挥部”，辖有不少部队，但实际是一个空架子，所辖部队纯为地方保安团队，正规国军没有一兵一卒。后来，二野主力正是按刘宗宽的设计与建议，从这里未受阻挡就进入东川、直插重庆。重庆军事会议后，长官公署即命令原驻扎在川东一带、战斗力颇强的罗广文部星夜开往川西北青川、平武一带，在川陕甘边境紧急布防，未等罗部喘上一口气，又借口刘邓大军已从秀山、彭水入川，川东告急，命令罗广文部从川西北星夜返回川东，使其疲于奔命，未等布防完成，就继宋希濂之后，在南川以东白马山一带遭到解放军痛击，被歼大半，蒋介石主力之一的罗广文部就这样被搞垮。
　　在重庆即将解放的最后时刻，蒋介石下令调集800辆汽车入川，北接胡宗南的主力来保卫重庆，刘宗宽得知此事后，立即安排“二野”情报人员持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护照，化装成国民党军官通过重重防线，顺利将情报送达“二野”指挥部，解放军得报后立即加快进军速度，使胡宗南的第一军刚运到重庆一部分，尚未及展开，就被击溃了。重庆解放后，“二野”司令员刘伯承高度评价刘宗宽作出的贡献，赞扬他“为解放西南立了第一功”。

　　　　　　　　　　　　　　　　历尽波劫志坚 追求进步心不已
　　1949年12月，刘宗宽被聘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及西南军区司令部高级参议，随后又出任重庆市人代会代表、川东行署委员及西南军政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委员，为解放军进军西藏、肃匪反霸、整编起义部队等工作积极出谋划策，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1950年，刘伯承出任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刘宗宽被调任军事学院军事学术研究室副主任和战役战术教授会副主任。刘宗宽工作勤奋，编写教材细致，教学态度严谨，并在建院过程中，对建立健全学院制度、改进教学工作方面，提出了一些好的建议，被学院采纳，受到刘伯承院长的亲函嘉勉。

五年半之久，其妻也被迫害致死。面对这些不幸的遭遇，刘宗宽始终没有动摇过跟着中国共产党走的信念，他曾多次表示“群众运动有盲目性，哪有不被伤着的”，相信中共能够处理好这些事情，还他一个清白。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政府为刘宗宽平反，为他恢复了名誉，安排了工作。回川后他先后担任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农工党四川省委副主委、重庆市政协副主席、重庆黄埔同学会会长等职务。刘宗宽积极响应邓小平提出的“团结一致向前看”号召，更加努力地工作，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积极奔走，为农工党川北地下组织冤案的平反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刘宗宽是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四十年代在国民党监狱中服刑时，在他心中就埋下了一粒信念的种子，那就是有朝一日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在随后的岁月中，经历了狂风暴雨的磨练后，在阳光雨露的滋润下，这粒种子顽强的生根发芽，终于绽放出鲜艳的花朵。1984年7月1日，刘宗宽郑重地向党组织提交了加入共产党的申请，他在申请中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63周年的时候，我再也按捺不住心头的激动，我追随党干革命已有40多年，曾经不顾生命危险为了党的事业接受过任务。解放35年来，虽然在左的思想影响下，遭受过这样那样的折磨，特别是十年浩劫中，遭受严重的冲击，以至家破人亡，然而我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仰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没有失去，相反更加坚定了。在我国今天令人兴奋鼓舞的大好形势下，正是我步入80岁月的时期，人生几何？为了争取在这有限的余年里，更多更好地作出贡献，并为我儿女、子孙后代带好路，使他们踏着我的足迹，为共产主义事业英勇献身，我诚恳地请求党接受我，了却我生平心愿，使我能得到正确的人生归宿”。在此后的8年中，刘宗宽先后8次提出入党申请，并主动向所在单位党组织汇报思想。1989年9月，在中国刚刚经历了一场政治风波后，刘宗宽又一次提出入党申请，他在申请中写到：“历史经验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现在，党遇到了巨大困难，正在大力克服困难、排除障碍、继续前进的关键时刻，我决心参加共产党，为党分忧，为党的事业贡献力量……”1992年3月，已重病住院的刘宗宽对到医院看望他的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同志再一次提出入党要求，他说：“我为什么要入党？我是87岁的人了……入党一不为做官，二不为得到什么好处，只图一个共产党员的名义，了却我终身的夙愿，为子女树立好的榜样，引导一个好的方向”。正当党组织正在为刘宗宽办理入党手续时，刘宗宽于1992年7月因脑血栓突发不幸病逝。1993年2月12日，经中共四川省委批准，刘宗宽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终于实现了他半个世纪的追求。